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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贝•资讯】政府法律业务的蓝海市场在哪里?
时间:2018-8-27   来源: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   点击:395次
概要:编者按:本文系本所陈娅律师对8月24日习总书记讲话从律师业务视角进行的解读,陈娅律师在本所多岗位进行过专业锻炼与成长,对政府业务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若有其他自媒体需要转载的,请与本所后台联系,并对作者署名。
    2018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改革机构设置,明确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等新的中央机构。8月24日,习总书记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后首次亮相,标志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领导机构应声落地。
    习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战略考量,以“十个坚持”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部署了全面依法治国七个方面重点工作。相关讲话和文件精神既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律师参与政府涉法事务提供了广阔的业务空间。
    本所以5年服务150余家政府客户的经验积累,就政府业务的广阔市场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 立法业务将在未来三年内井喷
 
    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关键期,对于改革和立法的关系,习总书记曾指出“科学立法是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立法和改革互为引领和推动,因此在改革进程中,变旧法、立新法,交相更替。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当下这样迫切需要立法先行,制度与顶层设计先行,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当下这样,急需废止、优化与出台系列新法,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
 
    从立法顶层要求层面来看,中央文件曾多次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这一次会议也不例外。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推进科学立法工作,围绕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规划,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从立法权限层面来看,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立法权限。从立法主体层面来看,在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中央到地方也提出了探索引入第三方参与立法的思路,并且部分省份开始全面落地试行第三方参与立法模式。因此,律师参与立法,是政府推动改革和管理中产生的现实服务需求,是实现多方参与立法、拓宽公众参与立法渠道的方式之一,而且能够很好的解决立法工作中的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能有效将立法中的实务需要与理论需要结合。
 
    从我所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经验来看,这里所指的立法,可以理解为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参与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起草,也包括法规规章的修订,还包括县、区一级政府起草规范性文件的活动。自上而下的立法活动中,到了基层政府机关则需要使上位法进一步细化,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缺乏法定层面的立法权,因而只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确定规则和制度,这些规则与制度,我们认为也应纳入律师立法业务的范畴。
 
 
二、行政职权和权力运行流程梳理与助力权力行使清单化、流程化、规范化是新兴业务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目前中央机构层面的改革已全面铺开,且紧凑有序的推进中,预计今年年底落实到位。地方各级机构改革方案尚在酝酿之中,根据中央要求是明年3月前基本完成。组织机构改革和职权划转尘埃落定之后,要让这套国家机器以及手中的行政权力高效、灵活、顺畅地运转起来,不可避免涉及全面梳理行政职权和权力运行流程,而其中的核心是权力运行流程的梳理。权力运行流程既包括部门内部各岗位、各科室之间的分工与配合,也包括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职能职责的衔接。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权力运行流程指引是厘清权责边界,权力行使流程化、规范化的重要抓手,这块新兴业务,值得期待。
 
三、 律师深度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时机成熟
 
    在推进依法行政、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背景下,需要通过制度规范政府行政决策行为,尤其是需要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决策程序进行综合论证,以减少决策失误,保障决策科学、民主、依法。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深度和广度,从决策事项来说,涉及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比如各类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财政预算决算、大额资金使用安排、重大投资项目、国有资产处置等,再比如文化、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劳动就业、公共交通、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等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等。从决策程序来说,涉及前期调研论证、综合评估、合法性审查、实施,以及实施后的实效评估。提升律师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深度、广度的核心,是在业务执行中将法律实务与行政管理及职权运转综合评价与运用,不仅仅是合法与违法的评析,还有法律风险预测与防范、控制建议,并且这类建议要有可行性,能为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四、行政执法类型与程序业务需要律师不断创新与探索
 
     重大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行为,两者在某些层面存在一定重合,但是重大行政决策更倾向于对不特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影响,而行政执法行为则是对特定行政相对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直接影响,例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
 
    近几年,行政执法的合法合规性已有较大提升,但是执法能力、社会治理多元化压力等因素导致的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仍然存在。行政执法行为一旦出现程序违法或者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偏差,便会进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程序,产生纠纷,对依法执法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公信力产生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提前介入行政执法程序,保障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律师参与行政执法程序形式多样,例如进行书面审查,律师驻队开展法律咨询、为行政执法提供综合性、一揽子风控评估,开展法制培训、宣传普法,定期案卷评查等,这类业务需要团队深度研究,形成能满足客户需求的法律服务产品,也需要行政执法机关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与改善,这个过程,创新很重要,很必要,很需要。
 
五、争议解决将成为政府业务的标配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涉及各行各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除了常见的民商事纠纷,行政管理领域的纠纷也日益凸显,如信访案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征收补偿纠纷、行政确权纠纷等。律师,从职业特性而言,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领域具备专业性、中立性、社会性以及公益性的特征,因此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工作模式,找准切入点深入纠纷发生的各个领域,发挥自身的专业影响力与专业作用,为政府的争议解决提供高效服务。
 
    本所服务的政府客户续签率一直在98%左右,部分客户的涉法预算内逐年递增,需求不断增多增强。我们认为,政府客户对律师的标准化、专业化与团队化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服务精细化已成为律所获取业务的基础保障。在建设法治政府的大背景下,政府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可以说,政府的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应设计成相应的法律服务产品。而在这片蓝海中,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出发点,在于捕捉政府的法律服务需求,并以此量身定制法律服务方案,“主动式”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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